自从张家口通敌案爆发之后，一批和后金进行贸易往来的山西商号和山西商人就被朝廷给清理了，接着洪承畴接任山西巡抚时，又对当地一些势力较大的官商进行了打压，到了崇祯五年时，原本晋商商会的掌权者就更换了一大半。
原本同蒲一带的士绅很热衷于操纵晋商商会，从而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利益。但是在朝廷的连续打压下，这些士绅终于醒悟了过来，虽然家族中依旧保持着经商的习俗，但却不敢再试图勾结商会行事。
士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分离，使得晋商商会终于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常的商人公会了。原本商会的首脑常万春等人，在成为了山西银行的董事之后，便在朝廷的暗示下将商会的事务交给了年轻一代。
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等年轻人在种种变化之下，终于成为了晋商商会的主导者。这些年轻人和老一辈晋商不同，并不想在传统的盐业和粮食产业中继续打转。
在山西同蒲、同丰、同张三条铁路基本通车之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了铁路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生意。以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为基础，可以为铁路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铁轨，依托着修建完成的铁路，不仅能够让晋商可以廉价的获得铁路两侧的土地，还可以把晋商的货物更为廉价的输送到当地，打压其他地区商人的贸易。这可比从前向草原和辽东走私铁器要安全而暴利的多。
只不过山西境内实在不怎么适合大肆修建铁路，而相邻的河北、陕西、河南三地也不允许晋商插手当地的铁路建设，于是晋商便只能将目光转移到了塞外。同丰铁路的修建，不仅让大同变成了边境腹地，更是让丰镇当地的山西的移民迅速超过了陕西移民，将这一片曾经的两国交战前沿变成了热诏这些在辽东待过的高级指挥官来说，对于和后金军队展开如此大规模的野战，依然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因此他们始终还是立足于“我守敌攻”的战术思想，并没有积极的在后山丘陵地带迟滞后金军队的行动，前方哨探只是同后金的前哨稍一接触，便将军队收缩到了乌湖克图的防线之后，等待后金军队自行前来进攻。
俗话说的好，将为军之胆。高级指挥官的举动，对于一只军队的士气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龟缩在防线之后，坐观后金军队大模大样的从西北缺口进入盆地，在距离己方防线数里外从容布阵，这显然极大的打击了明军这方的士气，原本因为自己这方兵强马壮而显得极为乐观的蒙汉将士，现在也不由有些疑神疑鬼了起来，开始担忧自己这方会不会输。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沿途留下2000人驻守归化东北方大青山各南北小路，自己带着察哈尔部一万八千人及第八骑兵师抵达乌湖克图的崇祯，看到的正是己方士气低落，而后金军队正在防线对面约五里外从容伐木扎营的景象。
对于袁崇焕、曹文诏等人的保守心态，崇祯自然是极不满意的。但是大战将临，他也不好对这些高级军官大发脾气，再度动摇军心。于是他便通过大本营参谋部下令，命令所有参战的官兵明日一早出营，接受自己检阅。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太阳升起之后，明军大营中一队又一队将士的鱼贯而出，站在了营地的防线之前列阵，这顿时引起了后金方面的小小混乱。
后金军队这些天在明军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从容自如，可并不是什么事实。在发现了明军在乌湖克图严阵以待之后，不少意志不够坚定的蒙古首领和女真亲贵就已经萌发了退兵的念头。
莽古尔善就是退兵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这次出兵的目的既然是消灭察哈尔部，而不是同明军战斗，那么在明军表明要加以干涉之后，他们自然就应该退兵。要是想同明军战斗，当初进军就不会选择这条路线了。
但是此前一直避免和明军爆发冲突的黄台吉却不认同这个主张，黄台吉认为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就不能轻易的被明军的姿态所吓倒。此次进军的失败不过是小事，让明军养起了面对后金军队的自信心可就是大事了。
更何况对面的明军显然有些信心不足，哪怕是先占据了优势地理，也还是准备以守城的方式打一场野战。也就是说，选择战斗和撤退的主动权依旧在他们手中，那么为什么不试着打一打，哪怕不能击败对面的明军，也要告诉草原上的蒙古诸部，明军在野外作战有多么无能，蒙古诸部不要指望明军能够庇护他们，除非他们能够将自家的牧场用城墙都围起来。
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的代善，这次倒是站在了黄台吉这边，认为不管如何，后金军队在野外遇到明军时，还没有过不战而退的先例。何况此次双方的军中都有着大量的蒙古人，要是在这场战争中示弱，都会引起蒙古诸部的下一步作出的选择，因此还是应当打上一场的。
黄台吉和代善的主张赢得了女真亲贵的支持，但蒙古和女真联军的中下阶层，对于这场战争还是抱有疑虑的，因此在明军突然作出了出营列阵的动作时，顿时就有些尘土飞扬了起来。黄台吉、代善等人立刻登上了营中的高台，用缴获的明军望远镜观察起了对方的动向。
本书来自